一个地狱的受害者

文章来源:荣成文学网  |  2019-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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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的影响,这两年正在迅速溢出科幻小说的类型圈。他的短篇小说,会相继刊发在《新世纪周刊》和《文艺风赏》这两本截然不同的杂志上;而他最近出版的小说集《地铁》,虽多为旧作再改编,但包装上则完全洗去了科幻的痕迹。“电子囚笼中的卡夫卡”,类似这样贴在《地铁》封面上的标签,以及封底诸多大众名流和海外杂志的推荐语,让我想起宫部美幸为伊坂幸太郎《想象力的精确度》所写的赞辞,“像他这样的作家将背负起日本文学今后的命运……他有独特的文风,是个天才”。请注意,是文学的命运,而不再是某个类型写作圈子的命运。

这无疑是令人期待的。然而,读完《地铁》,我对韩松却无比失望。如果用科幻迷喜爱的维度比喻,那么韩松的小说基本还是一种二维的类型写作,也许他在这二维中已做到极致(韩松被粉丝称作韩老大,这与刘慈欣被称作大刘,有着微妙的差异),但一旦进入真正文学的三维空间,他呈现出来的不过是一些苍白、扁平、单调的线和面,因为,他的小说中缺少文学三维空间最重要的一维,那就是“人”。

韩松从卡夫卡那里学会了隐喻写作,但却不懂得,卡夫卡致力挖掘的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人性深渊,而非笼而统之的社会地狱,在那个怪诞奇崛的表面之下,卡夫卡本人有一个对日常生活充满热爱的狄更斯式的健全灵魂(参看卡夫卡1917年日记)。也正由此,一种卓越超拔的隐喻写作在韩松这里就沦为一种糟糕的观念写作。在《地铁》中,所有的细节都有其象征性,所有的描述都暗有所指,绵密的寓意被充塞入精心安排的怪诞情节里,他将自己对生活、对社会的诸多愤怒、不满以及设想,用几乎是明喻的方式,埋藏在小说中。这种观念写作,会立刻吸引两种人的注意:一种是同样愤怒和不满的青年,另一种是善于找寻意义的评论家。张大春评论索尔·贝娄《雨王亨德森》,“亨德森从头到尾只是贝娄为了兜售显微镜而附赠的一具活检体,而小说在这里又死了一次”,而韩松小说中的所有故事情节和人物,都可以作如是观。小说在这里,同样又死了一次。抛开一切理论的教条,我们从真正的文学中期望得到的,有两点大概永远都不会改变,那就是“美学乐趣”和“精神洞见”。而韩松作品有新感觉派的影子,那是一种操持着形容词来写作的美学。“空气中冲来一股膻怪味儿,像乱葬坑中的尸体在腐烂,地面是蓝黑色的,潮湿而阴冷,周遭若有大雾弥漫,污浊腐朽,摇摇欲坠的围岩上,挂满结晶的、人血似的大颗水珠,在丛丛青苔下缓流慢溢。”《地铁》中充斥着这样的描述,我们从中看不到任何活生生的人和事,只有形容词,形容词,形容词。在“红色”形容词统治下长大成人的韩松,作为一个反抗者,端给我们的,却不过是另一群“黑色”的形容词。

地铁,无论它本身的千差万别,在韩松那里已成为一个最大的形容词,即对地狱的形容。然而,韩松对地狱的认识并不高明,不过停留在类似“植物大战僵尸”这样的游和漫画层次,他是一个地狱的受害者,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小说家。在序言中,他提到要表达“中国最深的痛,她心灵的巨大裂隙,并及她对抗荒谬的挣扎,乃至她苏醒过来并繁荣之后,仍然面临的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她深处的危机”,这话说得蛮好,但是这话里却没有具体的个人,只有一个抽象的“中国”。这是可怕的,因为,假如只存在一个抽象的“中国”,那么她所有的痛苦、挣扎、不确定性乃至危机,正如她所谓的繁荣、和谐、发展一样,不过是一体两面,都是可能被预设和被控制的。

对小说家而言,没有一个抽象的群体,没有一个抽象的地狱天堂,只有个体,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个体。退一万步说,即便我们如今的确已生活在地狱之中,每天的确已穿行在韩松所谓的地狱般的地铁中,那么,我愿意用来作为慰藉和消磨时间的小说读物,也不是韩松式的,而是卡尔维诺式的。因为,在《看不见的城市》末尾,这位感受过法西斯暴政的意大利小说家曾给予我们一种非凡的精神洞见:“在地狱中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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